BOB体育app小院盛满枯木花草，两间木屋以暖色调装点。外篱攀援而上的爬山虎和凌霄花交织错落，掩映着墙内的繁盛，不留一隅缝隙。院内玉簪蔷薇拥挤聚落，高的紫藤攀在墙上，低矮的盆栽苔藓置在地上，高低交错，自有生态。

　　此处名叫斯多格书乡，位于北大西门附近的畅春园。社交媒体平台上“独立书店”“年代感咖啡馆”的总结中，它的名字常常列于其中。不过，以“书店”“咖啡馆”来定义此方天地，似乎都无法完整概括，也有违此间主人“乡长”的心愿。这间小店最初在成府街书铺胡同开店，售书并同时提供电影放映交流；搬迁至畅春园后也兼营咖啡简餐，或许用它现在的名字“书乡”称呼，才能收纳下此处模糊的界限与包容的空间。北大周边地带店铺众多，从书乡开业的21世纪初算起，数十年城市规划变迁拆去一些，地皮租金飞涨赶走一些，疫情生意萧条之下关闭一些，而书乡在这一阵阵浪潮的冲刷下仍然安守一方天地BOB，记录此处的故事与联结。与乡长的对话中，我们眼前掠过了新世纪以来的众生相，数十年经营岁月里的跳跃光点与艰辛回忆，而他所描绘的理想之乡也渐渐在访客面前浮现。

　　书乡的变迁，承载着一代代周边居民以及北大人的记忆，也滋生了许多奇妙的际遇。乡长说起，曾有一位影协成员来音像店寻找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下一站，天国》碟片。当时外国影片引进少，乡长自己通过各种渠道找到过一份，便把自己这份给了这位高个湖北姑娘。2018年，也就是十多年后，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引入内地，在上海和北京都举办了首映礼。此时，书乡老友胡续冬老师告知乡长，当年的这位学生对这段渊源念念不忘，如今她从事了影视行业，引进海外电影，希望能邀请胡老师和乡长二位去到北京首映式的现场。

　　这位高个湖北女生名叫李娜，当时就读于北大艺术学院，她入学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电影资源匮乏的年代，书乡可以说是北大电影青年的精神家园。”李娜回忆说，当时学生们还会经常在BBS上讨论最近又到了什么新的碟片。她至今仍然保存着大量购入于书乡视听交流空间的DVD，甚至还有牛皮纸包装的刻录盘BOB。从李娜的讲述中，故事的全貌逐渐清晰：在做《小偷家族》的引进工作时，她想起首度与是枝裕和导演的电影相逢，便是在书乡视听交流空间买到的《下一站，天国》。上海电影节首映礼后，李娜送导演到机场，拿出这张碟片，对导演说明原委：这是一张盗版碟片，但也是自己第一次看到是枝裕和导演的电影，希望导演能够签名。是枝裕和导演欣然应允。后来她向朋友阿子老师（即胡续冬老师的爱人）讲述此事，阿子老师提及与乡长还有联系，她便邀请胡老师与乡长观看了北京首映式。视听交流空间如今虽已不复，但它所滋养的联结越过时间，仍然存留。

　　李娜说，当时书乡视听交流空间滋养了一代北大电影青年，其中不少人后来从事了电影相关的工作，都归功于这些电影的启蒙。“那种对电影的渴望，可能现在几分钟就能下载完的年轻观众很难理解，但就是因为这样的来之不易，才会格外珍惜和反复品味。感谢那个珍贵的时代。”乡长说，当时的几代影协会长后来也都投身了电影行业。书乡在那个匮乏但珍贵的年代，或许也记录下了一些热爱与坚持。

　　如今是影音文化资源丰富的年代，但书乡仍然扮演着交流场所的角色。从前的音像交流空间，如今的斯多格书乡，因其环境也常常成为学生读书会所选择的地点。不过，乡长本人对这些读书会不甚认可，他对社交式的读书会很失望。吴天岳老师组织的一次哲学夏令营令他印象深刻，当然，不是保研学生前途相系的夏令营，也并非通常所谓组织完善、保障充分的学术活动。“他们这个就是突然一下举办起来的，就像你突然发现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我觉得特有诗意，这样很好。”乡长回忆说，那就是很平常的一年夏日，大约是一七年，各地学生冒着暑热来到北京，二十多人相聚书乡，听吴天岳老师科普哲学学科。“不像其他追星大课那样，也不是几个嘉宾讨论的沙龙，是一种亦师亦友的交互，让带着疑惑来到这里的同学得以解惑。”

　　乡长也说起了与一位美国戏剧导演的交集。这位戏剧工作者名叫约瑟夫·格雷夫斯，读者或许更熟悉的是他所制作的剧作《一个人的莎士比亚》《我，堂吉诃德》。约瑟夫是百老汇的著名导演、演员，在一次学术会议中北大外院的程朝翔教授向他发出邀约，他便欣然前往中国。乡长形容说，约瑟夫希望脱身名利场，做戏剧的传道牧师。约瑟夫从2002年至今一直生活在中国，在中国排演戏剧，也在北大外国戏剧与电影研究所工作，教授面向全校的英语戏剧课程。“他特别喜欢这里的咖啡，豆子浓度用得很慷慨，每次下课都到这里来，还有很多学生追随他。”约瑟夫筹划拍摄一部关于斯多格的电影时，也曾约定在书乡取景，乡长也欣然布置了现场。不过剧本中有很多超现实、实验性的情节与对话内容，其中有个场景，是在花园里埋断肢，还有女主角室内洗浴被围观的情节。这是乡长所无法接受的：“这不可以发生在书乡。”因而这部电影便不再在书乡拍摄，后来如何，那都是后话了。

　　书乡在畅春的一个小街区诞生，在长满银杏树的万泉河畔成长。这片街区的空气是安静的，年月已长的爬山虎、缓缓流动的河水、砖石斑驳的居民楼，一切都与不远处繁华喧嚣的中关村那么不同，这种静谧与书乡的气质是颇为相洽的，书乡更像是属于这片街区的原住民，而非突兀的商户或外来者。数十年以来，书乡与街区中形形的人发生交互和联结，他们或偶然经过、或常常驻足，乡长将他们比喻为组诗，风格迥异的他们在与书乡的碰撞中展开不同的叙事。

　　有一群高中生曾是书乡的常客，备考的日子里，他们在放学时分来到书乡，坐在大藤椅里完成课业，少年身上的贪玩与躁动被书乡的沉静拂去，只闻落笔如春蚕进食沙沙有声。他们的到来也为书乡增添了许多活泼温热的回忆。学习至夜里，乡长为他们下厨煮面。书乡附近有一家麦德龙超市，这里的老猪肉与工业化流水线上生产出的不同，有更原生态的浓厚香气，用它熬制的肉汤也格外美味。乡长从这里买来新鲜的猪肉，熬汤、煮面、出锅，氤氲的水雾和食物的香气使平日清净的书乡多了烟火气，深夜食堂的美味抓住了学生们的胃。谈起他们时，乡长的语气中带着长辈的宠溺和狡黠：“这群小家伙们非常会吃。”他们在这里走过了奔赴理想的征途。如今的书乡没了学生们的身影，重归古朴沉静的姿态，但有一曲彼时年少的青春之歌被这不语的庭院永远保留。

　　研究哲学的徐老师居住在畅春街区，他是书乡的常客之一，常来书乡附近的河畔散步、锻炼，有时会在路过书乡时叩门讨一碗水喝，又或直接在书乡落脚，将这里作为继续工作的场所。徐老师的个人生活十分简单，总是将完整的时间段落放在书乡，在这些时间段落里写就了一部与宗教学相关的个人专著。乡长回忆起徐老师时说，他的生活调式是在平缓和沉静的，像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又像是涓涓细流缓缓流淌，看似安静、实则在无声地进步，他让自己的情绪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得以聚焦，聚集到自己的本职行业里。

　　这片街区常常进行翻修和改造，书乡免不了要与来到这里的一批批工人打交道。乡长记起初建书乡时，自己亲手砌花坛时恰好被一位路过的工人看到，他嗤笑乡长从事手工劳动时的不熟练，但在乡长暂时走开休息时，工人悄悄上前帮忙把花坛砌好，关于工人的回忆也成为书乡实体的一部分得以留存。近些年来，对这片街区的改建仍没有停止，但是对植被和生态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来到这里的工人也会注意不破坏书乡外层的植被，乡长精心养护的植被成了街区中被接纳和保护的住民。

　　但二十年的岁月以来，书乡与街区的交互中也少不了摩擦和冲突。工人将多余的电缆随手丢到乡长精心养护的花圃中，乡长喜爱的花盆也曾被人偷偷搬走。外墙藩篱还不足腿高之时，书乡小院也被过路行人乱扔的垃圾填满。乡长对这些粗鲁失礼的行为感到不满而无奈。但维护理想空间的艰难过程或许也是组诗中无可避免的章节。

　　青春洋溢的诗、理性风貌的诗、沾满泥土的诗，书乡在书架上收藏诗集，也在回忆里收录属于这片街区的诗，只待回忆被触发的某个瞬间，这些诗不再是只存在于尘封回忆里的故事，而是伴随着涌动的河水被轻轻吟唱。

　　“三分之二的路程以来，我们用植物来连接各种人群。”乡长不无欣慰地向我们如此表示。远至大洋彼岸，近至邻里街区；曾经擦肩而过的情谊，如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满园绿意，不仅是抚慰心灵生机的自然救赎，更是书乡人文关怀的诗意承载。

　　人类理解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既不是社会的，也不是语言的，而是感官的。 院落绿叶交响簌簌，有木与土地的气味；木屋藤编软椅，保持着自然原色，这些交感作用构成了独属于书乡的生命体验。在这里，现实的纷扰或许成为远方的泡影。在这里，人与植物、生命与生命获得相互观照的时机，物质世界和心灵世界现在开始靠近，混合并广为扩散。庭院安坐，能听见植物无声的诗和歌，我们萌发最原始的哲思，相互安慰、救赎、填满灵魂的裂痕。作为一种外在的可感，书乡的存在是希望与呼唤。希望唤起对周围万物的观照，引导着思绪的尽头归于对草木微物的眷恋；更希望将自然的救赎力量归还于人们眼前，免于被符号化、工具化的不幸。

　　我们一直相信，人总有一种原发性的冲动与情感，会去贴近植物、土地与生命。无论如何纷繁相异的生命体验，根茎总是交错缠绕着生长在土地中，就像相互攀援的凌霄与紫藤，就像在书乡紧密连结着的小小群落。

　　凭借独特的区位因素，“学”字当头一直是书乡的第一要义。也因此，书乡作为一种文化理想的镜面，区别于各种商业形式，坐落于北大身边。问学与学问、生命相互关联与欣赏，是构成书乡的两个重要要素。教授专著在此作成，师生畅谈于此发声，书乡作为一种理想空间的外化存在，承载着属于北大人的文化理想。因此，书乡成为绿意掩映的群落，成为来者抛却杂念、归于自然的一隅天地。

　　“希望我们是独立的，而不是勾兑的。”基于问学与学问的共同经验与学识记忆，一个小小群落自然地产生。群落内部的紧密连结，带来了内部与外部、所谓“自我”与“他者”的分界，就像文墨滴进清水，黑白分明而边界渗散。这种边界的模糊暧昧，表现为书乡永远期盼交流，绝不停止观望；这种色彩的泾渭分明，象征着书乡保持着脱离商业的独立性。

　　作为一种文化理想的外化表征，书乡将令人舒适放松的要素集聚起来，营造自然闲逸的公共文化空间BOB。而书乡区别于真正商业空间之处，一在于其“学”字当头的文化特质，二在于对于生命交流的体怀与观照。

　　“现在的这个外墙，其实之前只是个不足腿高的藩篱而已。”由于近年来环境的改换、经营运力与其他各种原因，书乡的模式已经从来者开放，转变为熟人预约制。

　　在平台软件上，书乡的评论两极分化。虽然对书乡静谧氛围与优美环境的好评占了大多数，但是诸如“门店难找、一连来了几次都不开门”的差评也抢占着人们的视线。曾经网红打卡风头正盛时，书乡作为文艺青年钟爱的探店胜地，也短暂地滞留于浪潮之中。但未多久，这个理想空间的静谧水面，就被商业化带来的惯性所扰动。在乡长看来，有些访客不懂得改换自身的行为BOB，给原有的居者带来了困扰，让这个“纯洁的保守之地”跌入尘埃。乡长也曾努力分辨、阻断这种喧扰，但“由于现代人的多面性、‘表演性’，乡长也已很难区分谁是“真正属于书乡的人了”。因此除了让藩篱外墙上的爬山虎攀得更高一点，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

　　不断抬高的外墙，由半开到现在几近紧闭的门缝，书乡看似要走上一条“自我游戏”的道路。但是乡长在对话中坚定道，“我们只是暂时用绿意来包裹自己，我们还在等待时机。”

　　二十年的时间，足够木屋边紫藤穿过小院爬到外篱，足够留存一代北大人的共同记忆与文化理想。无论世事如何倏忽改换、飘然逝去，小院枝叶仍然春生夏长，书乡依然还在等待。这个小小空间承载的群落，因为紧密而沉重，因为沉重而稳定。浓郁的绿植外墙是净化的屏障、是阻挡的士兵、是连结的纽带。我们将植物视为诗意的容器、就像将身体视为灵魂的容器一样。

　　承载着一代北大人记忆与思考的书乡，并不生而自成如今这样一个绿色的童话。回望书乡建立至今的种种波折，它更像一个建立在时间断裂与世情变迁之中支撑着的小家。或者正如它的外表一般，一个包裹着巨大生命力的小小聚落。发端于世纪初的书乡，见证了海淀大改造的年代北大周围社区的奇幻变迁。从最开始成府街的书铺胡同，到如今偏安于畅春一隅的斯多格，书乡以燕园为中心与城建规划打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游击战”。

　　朴素的情怀本身难以支撑书乡走过二十多年的岁月。为了保证店面的运营，乡长还同时做着两三份其他工作，将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补贴书乡的经营成本。纸质书的失落、代际的变迁、时间的遗忘都让这个精神家园继续得分外艰难。乡长回忆道，在记忆更迭的时代，书乡得以延续至今，“应该感谢的不是我，而是一小群人一直在出钱、出力、出想法，在我最绝境的时候给我提供精神支持，有的还会送我一些书。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书乡不会走到今天。”二十多年里，从外围的绿植到内墙的砖瓦，书乡默默地修补它的肌肤。

　　乡长最初的设想，是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市民文化交互的街角，一个燕园之外的“三角地”，但现代城市的弯弯绕绕总希望把书乡自由生长的枝蔓框定在某个边界内，柴米油盐的纷纷扰扰也似乎不总是与书生意气的粉墨文章完全相融。于是最后，书乡退回如今的一方篱笆围起来的小小花园，有关生命的遐思在这里生长，而木门是理想所限。其间的空白装填着高谈阔论的往昔，人文情怀顺着藤蔓呼唤远方。

　　从书乡泛黄的摆件中，过去有如走马灯般重现。多年前购入的桌子的木纹与北大老图书馆的旧书桌惊人地相似，从中学回收的小提琴、对面餐馆买来的藤椅、收藏多年的黑胶唱片机……小小空间里的种种共同营造出旧日朦胧的意境，如乡长所说，为阅读与思考提供一种并不突兀或尖利的色泽。

　　在回忆里，有关书乡的理想发轫于数十年前，那个散发着迷离的黄金底色的年代。世纪之交的北大，反映的正是整个中国知识界精神状态的缩影，平静的湖面躁动着对于思想的渴望，对于讨论与共享的追求汇聚成一条条涓流；不安的是灵魂，坚定的是信念；静的是人，动的是心。为了一场哲学读书会，会有人从天南地北赶来，用闪闪发光的眼睛阅读夏日的真理；有老师在书乡一坐就是一整年，为了慢悠悠地写完一本书；遮天蔽日的树影下，有过影片精读课后跑来观影的师生，有过谈论闲情雅致的老友，有过拍摄实验短片的导演，甚至，还有过悄摸着窝在阁楼吃烤串的学生。这些记忆在当时都不一定全部是愉快的，有过唇枪舌剑的针锋、不欢而散的摩擦，但更多的是言尽意吐的畅快与惬意。在这样一个共享的空间里，人与人的距离被拉近，千百双眼睛一齐观察着光怪陆离的世界，又在交流与言说中，将这些思考转化为共同前行的力量。那是人文的思想力独领风骚的年代，百花齐放。“老人们惯常说，那时候的我们好像永远在历史的喧嚣之中；于是永远会听到一种无奈，觉得好像那时候，总是好于这时候。”乡长在回忆中不无惆怅地说。这似乎是萦绕在此间某种难以言说却无处不在的忧郁氛围。对于乡长来说，书乡好像是对于这种文化理想的坚持，希望仍有一块净土，可以汇聚人们对于思想与文化最本身的愉悦与感动。

　　然而，这样的理想在如今似乎有些失落了。乡长谈到他所见到的一些困惑：现在的学生好像比以前更加疲惫、更加透支，进而更加焦虑；待办事项变多了，但是精神世界好像并不如以往那样活跃。资本的扩张卷走了对街的古朴小院，换上了崭新的高楼大厦；绵延的疫情消磨着人们的耐性，使确定性更加成为一种奢望。过去的技术不如现在发达，现在地铁十分钟就能抵达的地方，在二十年前或许需要骑一个小时单车；但那个时候好像大家是雍容安然的；数十年过去，科技的快速推进把人群也带入了撕裂与裂变的状态，我们反而缺失了慢下来去观察、思考与言说的能力，以及与自然相处的时间和修养。说到这里，乡长的语调有些沉重。

　　但是，乡长仍然相信，生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人类一直在往前走，时代也是要进步发展的，所以总是回望过去的话，其实是有些保守、有些落后的，是吧？”对此，他的语气并不确定。在疫情的阴霾行将散去的2022年末，一切都是未知。

　　“个人本身即是自足的，个人的幸福全在于内心的宁静和顺乎自然。”这是斯多葛学派的信念。书乡的二十年是人与人不断交汇的二十年，他们在这数十平方的狭小空间里，用灵魂的贴近书写一代人的小传奇。那是一代人对于理想未来的思考与追寻。在开启新常态的当下，我们仍然呼唤着城市公共空间与文化精神空间的到来，而书乡，或许就是答案。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年《影视文化与批评》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重拾身边｜刘禹铄 王嘉慧 赵逸之 朱子灵：斯多格书乡：万泉河畔的精神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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