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体育2022年，是变动的一年，也是积淀的一年。我们见证了一段为期三年的抗疫历史的退潮，见证了各个建筑企业在困境中努力探索新的机遇，见证了建筑师们在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的领域中努力开拓新的未来，也见证包括但不止于建筑界的众星陨落……或许，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一切都处在变动之中。

　　对于建筑档案而言，2022年依旧持续记录中国建筑、记录中国建筑师，记录着关于建筑师和建筑企业思想的觉醒与成长。做档案，做访谈，就像是进行考古工作，将挖掘出的星星点点的“宝藏”进行记录与整理。所有的文字工作，其实都是回溯性的，但回溯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再创造”的工具，从这个层面上看来，审视过去其实就是面向未来。

　　疫情终将落幕，但它也真实地改变了每一个人的轨迹和思想。疫情之后的社会与自我的秩序重建，BOB或许是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重要课题。作为记录者，我们期望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重手段记录，呈现这一阶段中国建筑师个体与集体的思考与反省，同时我们试图以一种边界之外的视角，审视建筑与城市和生活的更迭与驱动，以此在其中重新建立一种更具韧性的联结。

　　我们的主营公司叫“高目”，工作室所在的房子被命名为“目外”。在围棋里，“高目”和“目外”是紧挨着的两个边角位置，“高目”意味着意在重势而不重利，“目外”有重视外势获取及边域发展的意味，或许这两个名字的本意就决定了高目的企业文化。

　　目外本身的状态，是一种不舒适里的自我舒适的感觉。目外的甲方是我自己，我们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儿。所以，目外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经历，我自己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喜欢这个建筑。但其实，我有我的边界，在那个边界的时候，你会明白“我的目外所向是什么？”。比如说，目外的这个篱笆就在这儿，我也可以在“篱笆之内”，哪些进来？哪些出去？这个规则明显，但篱笆本身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从高目到目外，内在依旧保持一份自在的心性。在暴风眼的中心，有点建筑，有点建筑里的革命性思考，也在尝试着想要改变一点什么，毕竟，建筑或建筑师是要改变一点什么的……抗争中对自由与自主的探讨，把自己放在外边晾晒，也想求得一种自我内在的宁静，要对得起建筑这个专业。无论是高目或者目外，都在棋盘之上，建筑也可以更本质、更理性、更真实一点的行走。

　　喜欢独处时的自己，喜欢没有目的的旅行，喜欢一切世间的美好。我的微信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叫“逆生长”，意思是“从内心停在一个永恒态”。我的兴趣在于思考如何用建筑的方式获得一种时间的永恒态，既不觉得新，也不觉得旧，不觉得它前卫，也不觉得它过时，这就是“逆时间性”。

　　很多人追求的纯粹，我对自己的要求反而是不纯粹，我要求的是一种力量，要求的是复杂和单纯、力量和轻盈、细腻和大气的结合。有些人的作品就是轻盈的，不厚重的，我的恰恰相反，我希望它们具有共识性，并且能够一直存在。好的建筑应该是有生命的，它可以和人对话，会留下人们生活的印记，给人以强大的精神力量。

　　我不希望被紧箍咒困住，所以一直在破圈，生活怎样都能找到乐趣，因此我也不一定执着于建筑。世上没有容易的日子，所有事都艰辛、痛苦、煎熬，只是我属于认准一件事会死磕的人。要么我没有心愿，如果我有一个心愿，就会特别执着。生命本来就没有什么价值，这就像跟人生做一场豪赌，我把所有的时间、心力和愿景都放进去，不过是想试验一下，我有多强烈念力、毅力和韧性，想看看自己能达成些什么。

　　我希望建筑的本质，是突如其来的直接撞击到面前的那种生命的真相，要没有化过妆的，我喜欢质朴天真，这是一种追求。

　　但比起建筑，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人。建筑需要将学科与理智注入，也应当与场所内涵的情感发生微妙的关联。如果建筑师能够赋予场所以情感特征，使用者一定能感知得到，虽然未必是全然一致的感受。房子建成不是设计的结束，而是新生命的开始，在城市的生命维度中被参与检验，真正的评委不是专家，而是每一个使用者。

　　在老西门，必须直面人生，逃避不了。老西门原本不存在，无论名称还是地点，世界上的事情坐标都是游移的，完全决定于选取者的尺度与角度，没有绝对的坐标与原点，然而，我却一再地设法让自己找到人生的原点，项目的起点。这样，我才能让自己定居于生命之中，这样，我才能让事业定居在自我的生命之中。

　　老西门在北京的远方，我的工作室在精神上却与老西门同在。而我远在南方某大学教书时候的3元草席，北京被保留的工作室钢结构茶台，楠木小桌几，富士山脚下淘回来的根木茶盘，以及老西门的每个画卷疏影，都是同一个画卷被不同的故事心情书写涂抹，在时间中横斜着，盘踞着，在不得已和精神的执拗中泥沙俱下。

　　温和，是因为坚定。鹿先森，一个带有温和特质的乐队，一群在感性与理性的之间来回切换的跨界音乐人——PP是地基，李斯是垫层，我是上部结构，董斌是建筑，倍倍是空间里的内容，也是乐队的招牌。

　　做乐队和做建筑是有相通性的，对他们来说，音乐是一种相对单纯的介质，它能够使身体和心灵都跟世界建立了一种新的连接，这种连接来源于创造欲的满足；而建筑则是一种相对复杂的介质，它蕴含着一个长期的情绪沉淀的过程。产生联系的感觉是非常吸引人的。但当音乐成为表演艺术，其实跟大部分事情一样，BOB背后包含着无数环节，不过无论如何，还是要尽可能保持最初的赤诚。

　　人越长大会越不知道什么是正确，几乎没有绝对的非黑即白的判断标准，反而这时候能坚信自己事正确的显得尤为重要。“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当音乐成为一种表演的艺术，其实会跟大部分事情一样，背后包含着无数个环节，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保持最初的赤诚，纯粹一点，简单一点，不要想太多。

　　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说普通话，也总是处于漂泊的状态。没有故乡对我来说不算遗憾，相反，我很反感建筑中融入地域主义的思想——海德格尔给予我批判地域主义的启示：海德格尔像农民一样眷恋着土地，但却指出人最重要的是不断去生成、创造，以及改变自己。在我看来，地域主义正是在阻碍我们解放自己。

　　在当今社会，一切都在快速变化，但极少有人愿意接受变化。很多人特别在乎自我，我反而不太在意。现在大家还没有弄清楚自我跟一些基本属性之间的关系，就会觉得标签、概念创造了一种安全感，于是不断用个人语言、个人形态、空间结构，甚至是建造理论来饱满它。但艺术家也好，建筑师也好，一味追求“有个性”的作品，其实不过是在追求“标签化”，越是这样，就越证明你完全被纳入到了消费链条中，慢慢地你只能越来越像你。也正是如此，中国的建筑很大一部分是炫技式的，思想性、社会性的，反而很少能看到。

　　那么，当下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标签化”之后，下一步的创造呢？人是不断变化，从20岁到70岁之间的变化又在哪里？是不是我们给时代和自我造了一个“牢笼”，并把自己和中国当代的建筑放置其中？……

　　我觉得建筑师“死”了，但建筑学没死。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在现代建筑脉络里，建筑师曾给人地位很高、能力很强的印象，很多最伟大的艺术家本身就是建筑师，但是近几十年来，我觉得在世界范围，建筑师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我们经历了一个大时代的“建筑生产”，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中，速度太快，我们实现了建筑在量上的成就，但是忽视了建筑的质，这致使我们顾不上思考建筑存在意义与价值。

　　建筑学是关于建筑的知识，这个学科讨论的是人如何在时间中跟空间产生连接，但是建筑师在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背后的意义，做出的建筑仅仅提供了物理的外壳，而没有促进家庭、人际关系生成的元素，这是他们在建筑学上的缺陷。

　　在中国，我认为建筑师的作用一直是非常微弱的。中国有没有过建筑师？可能在1949年以前有吧，1949年以后飘摇不定，经过、文革的冲击，在当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建筑师的，国内许多建筑师甚至都不具备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创作能力。中国也有少量出色的建筑师存在，只不过他们在大众媒体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地做一些事情。建筑师真正要做的建筑应该能扩展一个人在生活中的自由和社会性，提升人的尊严，但是追求这些东西在如今的空间生产里很难被接纳。

　　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安人，1985年研究生毕业就已经开始做建筑，1991年去了海南，1994年在上海待了一年，1995年我回到西安，到现在成为职业建筑师也有30多年了。

　　我的很多建筑都在追求一种平凡、平淡、平实。我不敢说我的建筑有什么风格，也没有标签，因为我一直探寻属于这块土地的最佳答案。实际上，建筑是大家共同的理想，而不是建筑师一个人的，我们一方面要坚守，一方面也要去融合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筑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场所，应该保留一些人的记忆，BOB同时给年轻人留有地域文化的向往。

　　我们都站在同一个文明的高度，因此要避免陷入狭隘的地域主义的窠臼。每个地域，都会有时间维度的融合过程，我们发展的速度也加强了这种跨地域的融合。建筑，需要这样一种本土的觉醒。中国的知识分子张载，关中学派的创始人，他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西安待久了，总有要担负起中国文化复兴和自信的自觉行为。很多人都追求庞大的建筑，我却觉得应该理性看待，物质决定意识，不可能在一个没落的城市里去追求往日的辉煌。

　　建筑，是与他者沟通的艺术，城市，也是大家之间可以良性沟通的载体。每一次创作都是建筑师激情的释放，也是与这片土地的恋爱。恋爱需要有一种超脱感，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远望。

　　“田琦”这个主体，首先是作为建筑师的身份，其次是建筑学专业的教师，同时也是一位人文地理摄影师。“大多时候的选择都不会是功利的，可以盲目地走走，做老师，就做一个老师，做摄影，就四处走走拍拍照片，做建筑，就好好做建筑，不用太复杂，但都需要认真。”

　　于我而言，对城市与建筑的观察不是快门定格下的的片段式瞬间，而更像是厚厚一本不同时间、不同人物、不同事件下的影像集，那些变化差异间隐藏的线索脉络以及建筑与人不可预知的交集互动。过去的日子，会通过镜头出现在现在的日子里，也是那种真切的影像触及了我最宝贵的岁月。而建筑与镜头一样，都通过最日常的形式，反哺着“我正在经历的真实生活”。

　　我所做的设计，也是在尝试捕捉“改变”，实现“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自身的，也可能是对外界的；可能是物理空间的，也可能是对人的改变。

　　或许，我们都曾经历过野性的召唤，岁月会改变很多东西，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的，在“自我”与“约束”之间，正如“人字拖”和“牛仔裤”一样，青春时刻中的理想主义，是一种不变的、行走着的热情。而这种似乎“不务正业”不切实际的，目的之外认真的自由，却始终都是我的理想。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列斐伏尔把现代城市空间分成两类，一个叫“概念空间”，一个叫“日常生活空间”。“概念空间”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整套系统，整个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建筑，都被一套规范系统牢牢控制。“日常生活空间”则是对“概念空间”的解脱，是一种最高的自由状态，又要舒适、符合人的身体，又要有一种自由、放松的状态。“可控的和不可控的，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天生就融合在一起，并不是靠一些科学的公式就能把整个城市完全控制。”

　　道家哲学认为生长、生息，一切都是自然的。现在我们创造了大量“先进”的技术，但似乎大多数都是无用的。我认为，真正有效的数字化设计技术、建造技术，都是给未来的个人重新建构空间做准备的。未来的建筑学技术要还原到个人跟空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才是我们应该谈论的核心话题。

　　作为我们工作室的核心理念，废墟建筑学旨在让旧的建筑变得废墟一点：第一是因为废墟本身很美，可以让人放松；第二是因为废墟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消解掉，当人面对它的时候，会体会到它的自在，从而人也很自在。不被注视，好像也不需要管别人怎么样，能够让人身心松弛下来。

　　我自幼生活在重庆城市中心的解放碑，从小听着解放碑的钟声长大，对重庆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依恋。几十年来，我们这一代人见证并参与了重庆的变迁、建设和发展。回望过去，留下许多难忘的故事和感悟。

　　很庆幸，从读高中就开始的摄影爱好跟随了我一辈子，为我用摄影记录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十年的经历，我深刻地感受到，影像记录太重要了，可能一次不经意拍摄的照片，10年后就成了历史记录，20年后就成为重要历史影像，30年后就成为珍贵的历史影像档案。

　　我的城市影像记录从老巷子，到古镇，到重庆老城，再到重庆民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结合多年拍摄的照片资料，我开始收集、考证、查找大量历史资料，从2000年至今，我先后出版了9部著作，7本是自己写作的关于重庆本土历史和建筑著作，两本是主编的著作。

　　改革开放40多年，作为经历者、见证者、参与者，我有幸赶上了这个时代，也得到许多机遇，积累了许多经历。回顾度过的岁月，我没有为虚度年华而后悔，碌碌无为而懊恼，在时代给我的舞台和机会中，做一名城市记录者，用脚丈量城市，以影像记录老城，我努力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

　　一位重庆资深学者曾在他书中，这样写到：“重庆城，可能不是那么唯美、精致，甚至不那么完善、规矩；生活在重庆的人，可能会对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抱怨，但他们却总是痴情不改，始终迷恋着这座城市独有的烟火气息、人情世故、山环水绕。” 重庆，是一个极富个性的城市，也是一个急剧变化之中的城市。

　　从1997年至今，重庆的解放碑经历了几次城市更新：1997年到2013年，解放碑经历了五次重要节点的提升改造，我主持、参与了其中四个重点工程，这一系列城市更新行动对我影响颇深——面向城市更新，就要承认那种混杂里的生机与能量，不可千篇一律，流于一个刻板模式。另外，对城市的批判亦不能缺失；不要铺摊子，直到最后没人收摊子；现在的五年计划里缺乏专业的持久续航能力，也造成了部分建设行为短期化；同时，我们要防止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拍脑袋、拍胸口工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更要敢于担责任。

　　当下，社会生活的变迁影响着人们对于建筑空间的需求，而作为形式的传统难以继承。其实，时间和空间都应被当作“连续统”来看待，这个“时空连续统”是连续和联系的。城市和乡村在未来不应该是矛盾的两极，而是让乡村拥有城市的活力，城市从乡村文明中汲取营养，在文化体系当中相互学习，平衡好文化与文明。就理想状态而言，城市和乡村应该相互学习，汲取双方优秀的基因，这才是“非城非乡，亦城亦乡”。

　　无论当下还是未来，传统一直“在场”，不同的词性可以解构出不同的“传统”。从传统的时间动态来看，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做得好的那部分就会成为未来的传统。我们今天看100年的传统建筑，认为它们有诸多的建造智慧是需要我们学习和传承的，至少那些传统建筑我们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美好的。那么，到了100 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转过来看我们今天的建筑，也就是他们的传统建筑，还会被他们认为是极具智慧的吗？他们能够识别出“连续统”中的建筑传统吗？

　　云南多地域的生态里，藏着许多过去了的“人”与“事”，以及过去多民族在这里留下的信仰的力量、文明的痕迹、自然里野性的回响……在这里，土地，以更加本质的身份，滋养着这里的人，边缘，距离城市里浓厚的工业化气息是远的，不拘束的生灵，才有了这样一种云南传统里的“诗”与“野”。

　　“文质彬彬”对于形容云南地域建筑而言，再好不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中对“文质彬彬”的描述，“质”是野，是基本的、本质的、质朴的；“文”在中国文字中的通假字是“纹”，指装饰，“文”和“质”是矛盾的两极，“文质彬彬”实际上是内外平衡之后的结果。一个好的建筑首先一定是要与“天地”和谐的，“天”主要指气候，“地”包括地理、地形、地貌、地质等；第二个是要以“人”为本，因为建筑都是人为人而设计的，所以要“回归服务于人并顺应自然的本原”。

　　建筑中的“野”不是“野蛮”“粗野”的野，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质，建筑中诗性智慧则是最深层的个人的活生生的经验，对于建筑的诗性，建筑师应当追求的不仅是单纯地提供具有诗意美感的建筑空间，而是需要通过建筑空间设计，引导使用者发现并领悟诗意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利用诗性智慧和野性思维突破成熟、完美模式对思维的封闭，回归“野”的态度，去除修饰的遮蔽，展示“诚”的本质，返璞归真且鲜活灵动。

　　设计，终究是一种主观呈现，不开开心心是做不好设计的。每一次设计的介入，都是一个痛并快乐的经验与过程，一面是日常，一面是过程。日常中的过程性经验参与，结合过程中的日常性与社会性的探讨与对话，在不断尝试着将想象力与空间转折点的进行缝合，在每一处空间里，置放属于这个场所的独有身体性。

　　我们的建筑创作更趋于一种“底层”与“基层”的触角，立足于当代人的生活观察，归于场域的灵性的介入与对话，也总在尝试着摆脱一种行业与专业的惯性，在强大的认知规训里，在身体与空间之间，做融合，做延续，做创作，寻找“以建筑记忆在场的多种可能性”，期许一种更好的可能性……

　　自足，也是在培育一种想象力。青创十年，仍然是一个小型事务所，不在于做强做大，更在于做得长久，未来我们仍将保持如此的规模，我们还定了周末不加班的原则，定时给自己必要的放空，才能够保持思考层面的独立性。

　　2013年，作为中国建筑行业的分界点，也是青创中心和我们的分界点，向前看是房地产的逻辑与算法，每一天都在做无聊的数学题；2013年到2022年，我们跳出爆炸式增长的商品房市场，才有了选择的权利与独立思考的空间。能感受到在做真设计，才能发现空间背后的力量，源源不断到来的是从触及土地那一刻，感受到诗意的蔓延与涌现，内心的话语与场所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理解的真设计。

　　每个项目，都走在与不同对象沟通的路上，不同的人出现、对话、反应，带着点诗歌的形态。或者是有力量的雄浑的，或者是绵绵细雨般的，某一刻，或者某几个人，我们所做的房子，都要回应一种基于生活的基本需求，也带点超越生活基本需求的诗性的状态。可以贴近人的身体与心灵，可以瞬间让你待在一个地方，或者了解一个地方，对我们而言，建筑设计就是像在写诗，大多数是在瞬间，却要在那一刻用尽以往所有的经验。我想：做真设计，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支撑，需要的只是一颗真诚而自由的心……

　　《一份“非定见”的「中国美院风景院青创中心建筑档案」2013-2022》

　　关于真实、刻意、野心、欲望、独立、淬炼，关于当地的机缘、多重关系、自我实现、从无到有、“削足适履”……过去这十年，让我用几个词去概括的话，其实很困难。因为现实实在太冲突、太立体了。如果回溯到第三年的某一个时间节点，哗——一个大的场景敞开，它有着自己多方面的丰富意涵。

　　人本身在意的真实和实际寻找的真实，不一定一直都会是重合的，但具有真实性的东西，永远都是能够真正带给我价值的。一个人选择一个地方，是出于骨子里的某种气息的牵引，他相信自己和那片土地的血脉相连，呼吸频率一致。直到现在来看，大理仍然具备很大程度的真实性，这种气息是不会骗人的。

　　人生是一场对于内心的修炼，人的内心会指引一个和精神想契合的方向，或许其中看似任性或者包含一些随机的因素，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或许不完全是一种主观选择，更像是一种必然的因果。不过比起“过程”，我更在意结果。人总是会要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建筑师。建筑师的内心，永远燃烧着无尽的野心和欲望，要去做更大、更多的事情，这是一种本能或者是一种作为建筑师的本能。

　　造房子，也是造一种地方生活。过去十年，先不说在其他地方，就在大理，在看起来如此平均的一片大理坝子上，其实都没有一个项目的着力点是相同的。

　　2022年我“正在进行（ongoing）”的三个项目，其实能够代表大理的三个不同的实践场景，每个项目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并且它不可能被概括成一种方法，用到另外一个点上：洱海边的驿站，在海边，它讲述的是跟景观的关系；小黑的家，在村子里，村子是典型的文脉延续，而整个大理坝子都是一个由村子连缀起来的网络；寸四民族工艺博物馆，在大理古城中，如果从相对长的时间线来看，它就是城市里的街道，是有城市的品质在里边的。

　　大理这片土地，不是通过城市规划一层层做出来的，而是在自然的秩序中，整个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是在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和各种自然因素中形成的，它的肌理就像一棵树一样，没有一片叶子是重复的，每一片叶子都占据了这棵树的独一无二的空间，因此每一片叶子的邻里关系和自然呈现的基本脉络是不同的。我在大理的做的每一个项目，都处在这样的自然秩序里，我不想去对抗这种力量，因此这里边反而没有太多自我在。我觉得总会有一些人像我这样的人吧，着迷于认知世界、探索世界的人，所以别人讲赵扬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也不关心这个。

　　大自然本身是客观的、绝对的，但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相对的，这个关系最终是被文化所限定。现代人处在一种“文化景域”里面，因此可以说是文化决定了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方式、历代文化变迁的线索，这条线索又呈现了一种文化上的共通性和延续性。建筑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改良工作。BOB30年之后，或许建筑已经不拘“器”本身，也可能演化出更多外在的表现，比如成为文化行为、地方性行为、社会性行为，或者人类学研究，其中也会有很多偶发的变数，我们的社会在前进，任何的文化状态都要与时俱进。任何情况下，改造生活、改良文化的事情，都必须要建筑师主动地去实践。

　　北京朝阳一墅在高速运转的城市时间中，以“一”为原点，在新城市存量语境之中，重拾针对当代生活方式的设问，以“院”“墅”语言与稀缺的低密度城市自然重新建立对话，探讨了居所的时间性，回应了别样的当代城市生活。

　　秉承批判怀旧的态度，通过深入挖掘构成传统，结合大量的推敲和尝试，筛选提取其中最为主要的元素，进行真实生活时间在空间层面的转译，朝阳一墅以中国传统的生活理想为蓝本，西为中用的理念，柔以克刚的手笔，不止于居住空间的堆叠和精致的细节描写，而是作为人与地域空间的一种精神性的联结，从当代建筑语言转译中透视一种更为舒适的生活态度，创造出一种具有生命的独特时间，能够在生活日常中触发新的感动，描绘了一幅融入现代东方精神的当代生活图像。

　　去符号化的设计语言旨在消弭时间性，并抽象重构新的在地性建筑话语体系，以传统对话未来，用色彩唤醒一种更为柔和的生活时间，以空间感消解建筑的重量感，在轻与重之间，将逐渐放慢的时间凝固于生活日常。着眼于对未来理想生活方式的持续思考，朝阳一墅通过探讨关于“一”的原点问题，为我们展示了一种从属于当代城市生活的可能性。

　　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经历从手绘时代到算法时代的经验转变。科技改变了建筑，建筑改变了城市，城市又进一步改变了我们。因此，我们希望重新回归对于建筑本体的关注，走进算法时代里建筑和城市的生长历程，在这个时代中探寻“一个建筑的诞生”。

　　栏目《建筑的诞生》及纪录片《论一个建筑的诞生》由建筑档案携手惠普 Z 系列工作站联合发起，走进北沟村·瓦美术馆、大沙河文体中心、手工竹艺长廊·印象刘三姐、The Playscape 儿童成长中心、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五个建筑背后的故事，通过 “乡村复兴：角色与意识” 、“结构艺术：技术与运算”、 “实体城市：媒介与关系”、 “身体体验：群像与动能” 、“地域文化：延续与生产” 5个章节，记录五个不同类型和维度的建筑“从设计到施工”全生命周期的技术赋能，联动“建筑圈层”与“设计场景”，探讨五位建筑师在建筑的诞生过程之中“观念”与“思想”对当代生活的衍变与驱动……

　　纷繁的世界，富饶的人类语言，人总是进步于创造，也有足够的物质和心理空间容纳这“来自于人的创造”。走进如此丰满的城市形态之中，我们曾经历一个“城市大时代”，充满了力量与激情，那么，在“后城市时代”之后的我们，将以怎样的态度翻开未来城市的新篇章，BOB借此，有了这样一次关于当下和未来的“城市运营力”对话与记录，从城市管理与运营的视角，探察当下城市运营者的思考方式……

　　以 2021—2022 为一个观察节点，建筑档案联动西班牙卫浴品牌Roca 共同发起一次关于中国当代地产的观察与提问。这是一次关于中国当代地产运营力的设问，也是一次对城市开发属性、开发价值的探访。我们以十个项目为研究主体，走访西南、东北、华中、华北、华南五大片区，对谈记录者、观察者、开发者、设计者四方，通过观察、发问、对话，为行业展开当代地产在城市运营力方向的一次调查与研究，向公众呈现地产开发者在城市建设和当代生活方式方面的深层价值研究。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物件——便携式骨密度扫描仪。如今，骨密度作为衡量健康标准的重要指标早已得到公认，其产品市场已不再是问题。40年前，这个超前大胆的设计却几乎将主角克里斯推向绝境。设计精密、技术领先的优质产品为何投入市场后举步维艰？近乎矛盾的供需关系将这份设计的问题推到了浪尖。虽然起因不同，但今天的设计产业与这样的情境看上去何其相似。

　　走过高歌猛进、水草丰沛的时代，设计行业正走在必须同时节衣缩食与精耕细作的时代。我们已有太多的论述、理论在讨论设计本身。但如何理解设计、欣赏设计、消费设计、提升设计、振兴设计……所有与设计相关联的动作，全和如何对待设计的态度，即基本立场相关。关于设计的立场，需是从理解设计的不同表现形式出发，才能形成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实现真正的将设计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因素”的效果。

　　“开放时代的特征是动态平衡，而不是无限的发展；是平衡，而不是单方面的突进；是保护，而不是无节制的掠夺。”刘易斯·芒福德在上世纪30年代的《技术与文明》一书中提出的忠告，至今依然新鲜有效。当然，问题不在于未来还有没有设计，而在于设计由谁来做、设计怎么做的更加精细化的问题。不警醒这个问题，有一天可能我们中的相当多数人将突然会无事可做，而因此受到伤害的，绝不会只是设计者个体而已。

　　“无差别修剪”是一种现代社会生产机制的论断到当代发生变化。随着基因重组技术、脑机连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的发展，人类社会正进入“后人类”阶段。据说“后人类”阶段里老大哥的“剪刀”巨大又精巧，隐蔽又严密严厉控制一切，它可以从基因到思想到肉体到行为随意剪裁人类，生产出它想要的结果。齐泽克用人类的“大灾难”这个词表述，他说，当下很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状态。

　　2023年将是人工智能元年，出现在的热搜ChatGPT，让科技狂人马斯克试用后惊呼“scary good（好到吓人）”，它像智人一样回答各种包括古怪、荒诞的问题，可以寻找代码的bug，据说可以在“诱导”的情况下给出毁灭人类的计划书，甚至可以谈哲学问题可以写小说和诗歌。看到这里我开始有点信心动摇，“芳心乱跳”，想着哪一天禁不住诱惑可能会试着用它来“写作”——也就是说，把自己附体到人工智能上。这里我指的是写一些“多余的文字”，自己可以得到些“趣味”的文字。

　　日常生活里“多余的写作”，本是躲闪霍霍“剪刀”的动作之一，在弯曲构造的文字空间里返观诸事，以某种灵活策略偏离利害关系做些有趣之事，寻一点生活的痕迹和内心安稳——事实上，它只徒增了焦虑，然而也只有在焦虑中才能看到平静。一个绕口的关于未来的问题是，在返观里看到自己已经被削得七零八落的样子，会接着裁剪自己以至于认不出自己吗？或者问，这一天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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